高考之际、端午之时，一件济南农商行的举报风波成为全面刷屏的热点，各种新闻报道和评论一时间充斥网络和媒体。
之所以成热点，是因为这次的举报涉及到很多大家平时就比较敏感和刺激的词汇，不仅仅吸引人们的眼球，更是直击人们对真相渴望的内心。
本文探讨的并无关事实的真相和是非曲折，仅仅通过举报信内容所反映出来的农商银行所存在的管理体制问题进行分析和提示，正是因为这些问题的存在，才是导致农商行发展中存在各种问题的根源，也许举报信反映的问题在各部门的介入下会水落石出，会给大众一个真相。但如果通过这一次举报信风波而能够对农商银行的体制理顺有所促进，那才是农商银行未来发展的真正功德。
从举报信中所反映的有哪些农商银行体制之殇呢？
第一、农商银行作为法人机构到底是向股东负责还是向上级主管部门省农信联社负责
举报信中说，“2014年末，山东省联社筹备组建济南农商行，在组建农商行领导班子时，举报人发现，自己的行政职级被时任山东省联社分管人事的副主任丁浩升写为“正科级”。“从中可以看出，济南农商行的组建是山东省联社组建的，那么人员的安排特别是领导班子的安排也应该是山东省联社为主安排的。
但是，作为组建的农商行，是一个股份制的法人银行机构，济南农商行股权结构较为分散。财报显示济南农商行的股权结构为188名股东，其中法人股东33名、自然人股东155名。企业法人股占总股本比例68.05%，职工自然人股占总股本比例12.30%，非职工自然人股占总股本比例19.65%。
经过网络查询得知股东情况如下：
山东省鲁信投资控股持股10.02%，济南西城置业有限公司10.02%，山东建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9.02%，巴龙国际集团有限公司9.02%，山东中德信新型材料3.58%，山东捷瑞物流有限公司3.50%，山东寿光巨能特钢3.5%，上述7大股东的总股份占比48.66%，而且没有发现财政直接持股。
那么，就存在一个重要的问题，到底农商行应该是向股东负责还是向省联社负责？
同样的问题不仅仅出现在济南农商行，以前其它农商行也出现过类似的问题。
2017年在常熟银行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上，两名（姜丰平和陈稔）由省联社空降指派、委派该行行长提名的副行长人选，被9名董事联袂否决。在15人的董事会中，仅有4人投了赞成票，9人反对，2人弃权。这样的结果只能说明反对的情绪多么强烈。而反对的理由是，“新增副行长来源于域外，对常熟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缺少了解，对常熟银行的战略、经营模式等不熟悉，难以传承常熟银行的文化，不利于保证常熟银行原有经营模式的延续。”
可见，省联社对农商行的干部特别是主要管理班子成员的干预安排不仅一直存在，更是一个标准的做法。
无论是常州银行的董事会否决省联社推荐的副行长事件，还是这一次济南农商行被举报事件，都反映了农商行管理体制的深层次问题：行业主管和法人治理到底谁应该优先？农商行的经营管理到底对谁负责？
第二，农商银行的风险控制体制确实需要加强，同时合规风险的控制也值得让人关注
举报信中关于济南农商行涉嫌诈骗近30亿无疑是吸引大众眼球的焦点之一，虽然举报人和济南农商行之间对这一问题的焦点是有没有及时上报？最后造成的损失是不是应该有人来承担责任？相关领导应该不应该受处理？
但都没有否认这个案件的存在以及这个案件造成了近30亿元的损失。这里需要提示的却是，农商银行的风险控制体系确实值得重视并需要加强的关键问题。这个问题可能在一些小银行同样存在。
举报文章透露，2015年3月，时任济南农商行副部长李丹雨私刻假济南农商行假公章，并建立假账户，伙同济南四家公司，在中间人——北京某票据中介公司的介绍下与大庆农商行做票据业务，至2016年9月被我行发现时，已涉嫌诈骗近30亿。举报信还称，目前担任济南农商行副董事长、执行董事、行长的郑爱华，济南农商行信贷部长存违规等行为。
我们先不说后面的业务和管理违规是不是存在，以及存在的严重程度，仅就30亿元票据诈骗案来说，就存在私刻假公章、建立假账户、与其它公司合伙进行票据诈骗等问题，就说明了济南农商行的内部风险控制确实存在较大的风险隐患。
联想到常熟农商行涉诉讼案件金额比净利润还高的现状，据常熟农商行2017年中报披露，报告期内该行作为原告且尚未了结的新增诉讼为654笔，涉及对象582户，金额合计7.68亿元。上半年新增的诉讼案金额合计7.68亿元，更是超过2018年上半年净利润5.71亿元，2017年的诉讼案金额与去年全年净利润10.41亿元仅差1.75亿元。虽然不能说风险多大，但至少说明农商行的资产质量风险还是很严重的。
因此，农商行的风险控制问题确实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重大问题，也可能是影响农商行未来发展的最大问题。
第三，省联社对农商行的中层干部使用的管理过大，农商行可能缺乏干部的独立使用权，至少说明在干部的使用问题上，省联社对农商行的决定性影响力过大
举报信中说到，原山东省联社人事部干部科长刘建勋，将其妻王焕荣档案改小5岁（改成1980年），并作为新员工录入到济南农合行，很快提拔为审计部长。刘建勋于2018年1月被违规带病提拔为副处任省联社淄博办事处副主任。
对于这个问题，济南农商行人力资源部负责人称，被彭博举报的员工王焕荣档案年龄改小录入银行一事。银行已核实清楚，“没有得利”。
那么就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确实存在将年龄改小并录用到银行的事实；第二确实存在已经任职审计部长一事。试想，一个新员工在一家银行得到如此快速的提拔到中层岗位，这是不是容易做到的事呢？农商行否认的只是没有得利，那么真的没有得利吗？
第四，农商行监管处罚越来越多、越来越重，也说明农商行存在的问题是比较突出的
2018年以来，农商行已经成为监管处罚重灾区，这已经说明农商行的发展和管理过程中确实存在一些风险问题和合规问题。
2016年济南农商银行一支行负责人因违法发放贷款罪获刑两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十万元。
2017年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监管局鲁银监罚决字〔2017〕7号文件显示，济南农商行由于通过滚动发放存单质押贷款方式虚增存贷款、员工账户违规与企业（个人）账户进行资金往来、未按监管规定制定相关制度、以自有资金打包处置不良贷款等问题。济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济南农商行）被责令改正，罚款130万元。
与济南农商行票据诈骗案相关的大庆农商行，其的管辖机构的黑龙江银监局在2018年7月曾发布的一则行政处罚公告，大庆农商行因“违规办理同业业务”被罚1000万元，应该与济南农商行所说的30亿诈骗案相关。
虽然说农商行被监管处罚已经成为一种常态，但同时也说明农商行在风险控制、合规管理方面需要值得检讨和改进。
如何加强对农商行的管理和监管，如何理顺农商行的管理体制，如何加强农商行的风险管理关系到农商行未来的发展，应该引起重视。(作者：麒鉴，银行资深分析人员）

---